汤质：近半年读到最好的一套书

不是广告，来推荐一套书。 《巴黎评论》的作家访谈系列，这是近半年读到的令我收获最大的书。

读这套书，像是被人领进文学创作的幕后。不是要推荐给热爱文学或写作的人，而是推荐给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希望“换眼睛”看世界的人，文学不只是文字之学或关于语言艺术，和哲学一样，它是自由之学。

《巴黎评论》访问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要作家：海明威、马尔克斯、博尔赫斯、纳博科夫、米兰·昆德拉、威廉·福克纳、斯蒂芬·金、村上春树、石黑一雄……采访者准备充分，头脑清楚，而且有明确的动机：窥视作家高效创作的秘密，回顾他们的成长经历，探究他们如何获得了那些独特的思境、视域与灵感。

• “你如何安排自己的一天？”
• “你是怎样开始写作的？谁是你的写作典范？”
• “你如何挑选研究对象？”
• “你修改得多吗？”
• “如何努力找到恰当的叙事口吻？”

我曾在节目里强调“推敲”的重要性，若你读的是电子版（微信读书上有全套），不妨全文搜索“修改”一词，看看这些职业作家都如何修改自己的作品。

村上春树说自己的“初稿很乱，必须一遍又一遍地改写，一共写四到五遍”，他一般花六个月写完第一稿，然后花七八个月时间修改。

海明威则会在每天停笔前回头修改一遍当天写过的内容，全部完成后再改一遍，“《永别了，武器》的结尾，最后一页，我改了三十九次才满意”，访问者问是什么技术问题让他如此为难，他说难在要“找到准确的词”。

亨利·米勒说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从不修改，但在写完后，会晾它一个月甚至两个月，之后他“会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它”。

“我会把一页内容重写几十遍，有时，我喜欢把段落大声朗读出来。我对我作品的语调极为敏感。”听到翁贝托·艾柯这么说，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在搞创作，只是个不入流的投机分子。

艾柯的访谈让我印象深刻。在作为小说家被人世所熟知之前，艾柯已经是一名颇有成就的符号学家，四十八岁才开始写小说，处女作《玫瑰的名字》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，销量超过一千万册。

访问者问出了我关心的问题：“你的许多小说似乎都仰赖睿智的观点，是不是在自然而然地弥合理论研究与小说创作之间的裂缝？”

“长久以来，我认为，绝大多数哲学书真正的核心是在讲述他们做研究的故事，诚如一个科学家解说他们得到重大发现的经过。因此，我觉得一直以来我都在讲故事，只是用的文体略有不同”，艾柯回答，“我写了无数关于符号学的文章，但我认为，没有哪篇比《傅科摆》更好地表达出了我的观点。”

我盯着这段对话愣了很久，尝试理解艾柯的意思。在我看来，叙事与说理的界限是那么清楚，那么难以逾越，在这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眼中，两者居然是一回事？

两三年前，曾有编辑向我约稿，当时我的还不屑于只是将节目文案书面化改写后集结出版，而是想要写一本类似于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或《魔术师时代》那样的非虚构作品，领读者进入一段时空，遇见一群有趣的人，还原一个个鲜活的事件。

以事入理，才算高级嘛。

更高明的是，在写作动机上彻底放弃说理，作品却能因此暗合了、促成了、向读者传达了某种更重要的“道理”。这种“无目的的合目的性”具有美感，带来的领悟真正属于读者，它超出作者的谋划，作者只是卑微的媒介——我以为所有好作家都在尝试做这件事。

就像亨利·米勒说那样：

“艺术家是什么？就是那些长着触角的人，知道如何追逐空气中宇宙中涌动的电流的人……要是他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他会非常谦卑……他的自我就是零，他只是一架乐器，这样的乐器还排了好长一列。”

也许是此前说理致用类的书看多了，偏废了某些感官与神经，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倾诉欲太盛，总想直接喊出些什么，好让自己被看见。我发现自己几乎丧失了叙述与描摹的机能——感受粗钝，意象僵涩，从未追上过那些涌动的电流。不得不用概念牵引概念，用直愣的问答结构串联笨拙的句子，一度令我十分沮丧。书的事情不了了之，也许径直说理是我唯一擅长的事，一门心思把肤浅的解释者当得更深刻些。

如今艾柯振奋了我，他说我还有十三年为这件事做准备，我听着眼里放光。

这是一套能提升品味与眼界的同时也给予你信心的书。我常常觉得，人们自轻，大概是因为屁股从来不离观众席，在台前看了一出出精彩表演，除了赞叹便是唏嘘——那样的事，我如何也做不到吧？

倘若有机会进入“魔术师”们的幕后，你眼里也会放光。

• “大师，有什么诀窍？”
• “等四十八年，改三十九遍”

与各位共勉。